赵星 | 爹

文/赵星

清明时节，冷雨霏霏，绵绵不绝，正如我的思念。

爹长眠在村庄一隅，坟头的野草在春雨里青翠欲滴。他是个普通的农民，平凡得如同原野上的一株小草，卑微得仿佛天地间的一粒尘埃。可随着时光推移、世风变迁，我又时常感念他，这份感念不仅仅缘于那份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。

爹出生于1950年，属于生在新中国、长在红旗下的幸运一代。不幸的是他九岁丧父，因家中人口多劳力少，读三年级时毅然含泪辍学。他个子矮小，与过早的超负荷劳动不无关系。

爹年近三十才成家，比母亲大许多。爹成家后不久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，分田到户，但母亲长期患病，几乎帮不上忙。他就像一个纤夫，独自拽着家庭这艘沉重的大船缓缓前进，即使拼尽全力，也落在人后。

懵懵懂懂的年纪，“爹”这个称呼其实让我倍感屈辱。爹比我同龄人的父亲年纪大一截，还要叫“爹”这个又老又土的称呼，就好比头上长了癞子偏要掀起头发给人看。儿时的记忆里，又老又土的，还有我们身上的衣服。那时，我讨厌过年过节，小伙伴们都穿戴一新，而我们姐弟只有眼巴巴羡慕的份儿。

因为脑瓜子聪明，爹年轻时开过拖拉机，学过电工，当过兽医，还被选派去海南参与杂交水稻繁育制种。在那个人才匮乏的大集体年代，有人凭借一技之长洗脚上岸，丢掉锄把吃上公粮。奶奶常叹息，机会总是与爹擦肩而过。

记忆中，紫红色大木柜带锁的抽屉里，藏着爹擦拭得锃亮的银色兽用注射器，小铝盒里大小不一的钢针头闪着寒光，还有不少常用兽药。

记得有个冬夜，我在睡梦里被窗外呼啸的北风中夹杂的急促呼喊声惊醒，原来是哪家的猪得了急病。爹从被窝里一骨碌爬起来，背起兽医箱就随那人消失在风雪里。

大集体解散后，爹不再是赤脚兽医，但方圆数里，哪家养的猪生病，主人总是心急火燎地赶来请他帮忙。爹总是二话不说，拔腿就走，从不收费。

爹曾和人合伙贩过菜油，赚些微薄工钱，他们将乡邻的油菜籽收来，榨成油后按比例兑换。合伙人嫌赚头太少，背着爹偷偷在菜油里掺水，爹发现后劝合伙人莫做亏心事，那人恼羞成怒，和爹吵了一架，从此一拍两散。

爹曾经是方圆数十里小有名气的泥瓦匠，做工精细，从不偷懒耍滑。那时工钱低，家中日常开销全靠它解决。东家盖几间杂房，西家修砌个灶台，都乐意请他。三五天的活，爹总要减免一天工钱，说乡里乡亲，应该帮个工。

一天放学回家，惊闻噩耗：脚手架垮塌，爹做工时从高处摔下，多根肋骨骨折、内脏大出血。在家疗养半年，才勉强恢复元气，身体状况大不如前。

爹一辈子没啥值得骄傲的，唯有我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吃上皇粮，让他扬眉吐气过一回。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时，父亲被岁月风霜打磨得黝黑发亮的脸上乐开了花，就像一个人在漫漫长夜里前行，终于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。

我师范毕业后，被分配在乡村任教，微薄的收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经济困境。我只管埋头教书，就像爹当年一样。在乡村教坛辛勤耕耘八年后，我有幸调入县城机关工作。我第一时间将这个喜讯告诉爹，希望它能像一缕温暖的阳光，照亮爹那逼仄的生命，让他那被沉重生活压弯的腰能稍微挺直一些。

进城后，我结婚生子，经济上仍然举步维艰。但爹的腰杆似乎挺直了些许，尤其是有乡邻夸奖他儿子有出息时。

可惜，天不假年。刚过花甲，爹就疾病缠身。晚期血吸虫病，导致他多年前就肝硬化腹水；因为饮食嗜辣喜硬，他的胃千疮百孔，一年之内7次因胃出血而住院；肾脏功能急剧衰竭，最终患上尿毒症，生命最后两年一直靠透析维持。因为身体主要器官的损坏病变，常常让主治医生陷入顾此失彼、投鼠忌器的窘境。

2014年初冬，爹最后一次住院时，鲜血裹着血块突然像洪水一样从他口中涌出。我惊慌失措地去叫医生，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何谓死亡。爹自知时日无多，坚决要出院。回家几天后，他就在冷雨中驾鹤西去。

望着他坟头的萋萋芳草，思念之余，我内心充满愧疚和自责。那个个头矮小、老实本分、一生困顿的男人，安静地睡在咫尺之外的泥土里。隔着阴阳，隔着十多年光阴，我终于明白，贫穷带给他屈辱，却不是他的过错。他不投机取巧，更不昧良心，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摆脱贫困。

重新审视这个男人，他在我心中突然变得挺拔、伟岸——他一辈子努力与命运抗争，虽然并不成功，但至少把“人”字写得堂堂正正。

在变迁的时世里，爹，永远值得他的子孙怀念、敬仰、临摹。